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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如何评价日本？应对之道？
在晚清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，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与清廷核心重臣，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洞察到日本的崛起之势与潜在威胁。他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停留在传统华夷之辨的桎梏，而是基于地缘格局、变革本质与国家实力的理性判断，形成了“正视变革、警惕野心、自强应对”的完整认知体系，其远见在二十余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得到深刻印证。
曾国藩对日本的关注始于对“近忧远患”的地缘敏感。19世纪60年代，当清廷上下仍将英法等西洋列强视为主要威胁时，他已通过《日本外史》的研读与边报信息，注意到这个一衣带水邻国的异动。历史上倭寇侵扰东南的教训，让他对日本“桀黠嗜利”的品性留有深刻印象，而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出现的变革迹象，更让他敏锐察觉到潜在危机。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，他在与幕僚赵烈文的闲谈中直言“大清未来之患在日本”，彼时明治维新尚在酝酿，这一预判堪称超越时代的洞见。与赵烈文“或为盗窃而已”的轻估不同，曾国藩的判断建立在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刻认知之上——他评价日本“看似虚心学习他国，实则内心龌龊，外表谦恭，内则十分诡诈残暴”，这种对其“畏威而不怀德”本质的洞察，与左宗棠“知小礼而无大义”的评价不谋而合。
面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全面变革，曾国藩突破了传统官僚的盲目自大，以务实态度承认其变革成效与潜在实力。当清廷多数官员嘲笑日本仿行西法为“东施效颦”时，他已通过驻日使臣奏报与洋商反馈，看清日本“举国求变”的决心：“岁入虽仅我十一，然六成用于练兵造船，每岁添置兵船不下二三艘”。他清醒认识到，日本的学习并非表面模仿，而是“欲彻底重塑国力根基”的全面革新，这与清廷洋务运动“中体西用”的局部改良形成本质区别。1870年日本使节柳原前光访华请求通商时，清廷高层多主张拒绝，曾国藩却在《复陈日本通商事宜折》中提出“彼国援西国之例，诣阙陈辞，其理甚顺”，既承认日本已非昔日“蛮夷小国”的现实，又坚持“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”，警惕其借西方规则谋取“利益均沾”的野心，展现了正视对等与防患未然的双重考量。
基于对日本威胁的深刻认知，曾国藩将“自强”作为应对核心，把海防建设与造船工业视为关键抓手。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时，他便特意命人试制蒸汽轮船，开启大清自主造船的尝试。1865年，他整合资源成立江南制造总局，明确将“制造轮船”列为核心要务，派容闳赴美国采购先进机器，并亲自拟定《局规》，要求“造船需按西洋最新形制，选材必求坚密，工艺必求精细”。1868年“恬吉”号兵轮试航时，已身患眼疾、左目几近失明的曾国藩亲往吴淞口检阅，在日记中感慨“大清自强之道，或基于此”。他深知，应对日本的觊觎，绝非空谈主战或妥协求和所能奏效，唯有“内修政事，外练强兵”，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海疆。在与文祥的书信中，他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：“朝鲜为我东藩，琉球为海上屏障，倭人若据有此二地，则我之海疆门户洞开”，因此力主优先加强台湾、澎湖等地的海防部署。
曾国藩的应对策略始终秉持“以自强为根本，以和谈为权宜”的务实原则。他反对盲目主战，认为晚清国力衰弱，应利用和谈争取改革时间，但强调“和谈不可无底线，必须以保全领土为前提”；同时也坚决反对一味主和，痛斥清廷“海军经费岁拨不过百万，且多有挪用”的弊端，反复呼吁朝廷重视实业与军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清廷体制僵化、官场推诿扯皮，他的诸多主张未能完全落地，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经费多次被克扣挪用，自主研发进程受阻。即便如此，他创办的军工企业与倡导的海防理念，仍为晚清海军建设奠定了基础，其“日本学西法而强，我亦当学西法而更胜之”的自强思想，也成为后世洋务运动的核心指引。
曾国藩对日本的认知，本质上是一位传统士大夫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理性觉醒。他跳出了华夷之辨的文化偏见，以“强国竞争”的视角看待日本的崛起，其核心逻辑“正视差距—警惕威胁—自强破局”，既不同于顽固派的盲目自大，也区别于投降派的妥协退让。尽管受时代局限，他未能触及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，但这份超越二十余年的战略远见与脚踏实地的自强实践，不仅展现了晚清务实派官僚的担当，更为后世留下了“安内必先攘外，自强方能安邦”的深刻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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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痕载道：曾国藩书法里的坚持与通透
